大家好，我是陈拙。

医院里的隐秘角落——

医院里最伤心的地方，拍照的人是我们今天的作者陈送宝。

她所在的妇产科，本来是迎接最多希望的地方，然而因为临近肿瘤科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在照片上的这个楼梯间里，她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绝望的哭声。

你们看，只是隔着这小小的楼梯间，人类的悲欢就如此不同。

最让她意外的，是一个深夜，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熟悉的背影。

又是一个夜班，我在办公室写病历，一阵哭声突然从楼道传来。因为楼上是肿瘤科病房，半夜有家属哭是常有的事儿，我没放在心上，看着时间也不早了，准备去休息。

这时我听到走廊加床的病人说太吵了，一定要去制止才行。

另一个病人劝着：“算了，听说哭的是个年轻女孩子，刚结婚也没得孩子，得了癌症，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年，哎这么年轻，可惜了。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快步走向楼道，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，是小余。

在我们科室，年轻女孩儿的脸上往往挂着迎接新生命的喜悦，但这些年，我就遇到过两个特殊的女孩儿，她俩还没来得及做母亲，便奇怪地患上了一种病。而这病症，将要剥夺她们生育的权利。

此刻坐在楼道里哭泣的小余，便是其中之一。

第一次遇到小余，我一眼就在人群中注意到了她。科室里每天来的多是上了年纪的阿姨们，而她黑瘦黑瘦的，那张脸庞过于年轻，在人群中显得突兀。

她身后还站了一位中年妇女，脸上写满焦虑。

我看了眼她的门诊诊断：宫腔占位性质待查。一旁是主任龙飞凤舞的标注：择期宫腔镜检查。

我替小余松了口气，这种诊断和手术方式在我们科里太常见了，只要48小时内完成手术，她就能出院，此后也不会再和我们有什么交集。

她刚从常春藤高校毕业，上个月才结婚，夫妻俩都是博士，已相恋多年。

这次小余趁着假期回国探亲，想着顺便做一次孕前检查，好开始备孕。没想到，检查时却发现了问题，幸好目前看来只是个小手术。

超声报告显示，小余宫腔里有个2公分左右大小的东西，现在性质还不明确，考虑到她也没有什么特殊症状，大概率会是息肉一类的东西。

陪她一起前来的那位中年妇女，是小余的姨妈。

我跟她们俩说：“如果顺利，明天手术切掉，后天你就能出院了。一个月后可以考虑正常怀孕，大多不会影响你后续的生育。”

小余和姨妈没怎么再追问，便签好了同意书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作为管床医生，直奔手术室。小余已经完成麻醉，正在手术床上静静等着我们。我哼着小调消毒铺单，接好宫腔镜，内心想着早点做完手术，中午正好回去吃个热乎饭。

伴着电切环流畅的电光，那团意外多长出来的组织正在逐渐缩小，“这个东西怎么切起来有点脆啊？跟普通息肉不太一样。”主任边切边嘀咕，还嘱咐我，一定让小余等到病理结果出来再出院。

第二天查房时，小余已经精神抖擞地四处活动了。术后只是等结果，她闲来无事就在病房里溜达，看看书，或者和临床的老太太聊天，整日笑嘻嘻的。要不是她已经结婚，老太太都想把自己大孙子介绍给她做男朋友了。

怪异的是，术后的第三天下午，小余的病理结果还没出来。

这可不正常呀，理论上昨天就应该出结果的。我满是疑惑的给病理科打电话，他们说免疫组化刚出来，半小时以后能发常规报告。

免疫组化？我心里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，难道是病检有问题？当拿到结果时，我忍不住揉了揉眼睛，再三确认上面的字：恶性肿瘤。

我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，小余的姨妈就走进了办公室。她看着电脑上的报告单，急切地询问结果。

小余得的是子宫内膜癌，这是最常见的肿瘤之一，仅次于卵巢癌和宫颈癌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这种妇科恶性肿瘤平均发病年龄在60岁，75%发生于50岁以上的妇女。

但小余这样年轻、还未生育就发病的，极为罕见。

子宫内膜恶性肿瘤的治疗，需要手术切除子宫，这意味着小余会永久丧失生育能力。虽然我们科室一年要切三百个子宫，但这对一个刚结婚，正要备孕的女孩儿来说，是莫大的打击。

姨妈一下呆住了，她左手扶住桌子，顿时红了眼眶，拜托我们先瞒着小余，然后脚步迟缓地默默走出办公室。她不敢回病房，站在门外悄悄抹着眼泪，嘴里喃喃说着：怎么会这样？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······

小余这么年轻的恶性肿瘤患者，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，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，我们都想保住她的子宫，让她今后能拥有自己的孩子。

为此，主任动用了自己所有的私人关系，问遍了国内顶级的妇瘤专家，甚至请来了学界老泰斗，可惜没有一个人建议保留生育能力的手术，因为一旦复发，她的生命就将走向终结，得不偿失。

医生终究是以生命为重，在生育与生命的抉择上，我们就是再犯难也要接受现实，毕竟只有留住了生命，她的人生才会有更多可能。

手术事关生育，具体的操作方案我们要和她的家人一起沟通才能决定。

小余的老公还在外地，医院，只是一见面就在女儿病床边争执了起来。他们相互埋怨是对方没有照顾好女儿，导致今天这样的局面，全然不顾女儿的情绪。

原来，小余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早年离异后各自组建了家庭。父母只是给小余抚养费，对她从来不闻不问，所以小余一直是和姨妈一起生活。

听着父母争吵，小余看上去一点也不意外，但俩人同时出现，却让她嗅到了一丝信号。她偷偷问我：“陈医生，我的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，很严重吗？”

我只能支支吾吾的告诉她，主任马上会解释清楚，然后立刻躲开她的目光，带一家人去了谈话间。

主任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恶性肿瘤的诊断结果。只见小余先是满脸惊愕，泪水一点点从眼角溢出，她紧紧握住双手，低下头默不作声。

而她的父母只是迫不及待地追问手术之后，小余是不是就没有生育能力了？又问了关于手术的时间、费用等问题，中间继续夹杂着俩人的相互埋怨。

他们没有在意旁边的小余，更没去安慰她。

她就像枯树上最后一片树叶，摇摇欲坠，挣扎不过要凋零的命运。

没有歇斯底里，也没有哭嚎，小余的平静与克制，反而让我觉得有些害怕。这场持续半小时的病情交代会，我没听进去一句，一心想着小余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，这个死缓一样的判决结果，留给她的只能是源源不竭的痛苦。

别无选择，为了延续生命，小余也只能被动接受手术，家里人也希望她能尽早治疗。

检查、备血、签字，手术准备一项项进行着。

只是每次来到小余面前，我都仿佛针扎般不敢直视她的双眼，总是交代完相关事宜就匆匆离开。好在她情绪平稳，甚至偶尔会走出病房和同龄的护士姐姐说说笑笑，主任每每看见都忍不住夸她勇敢。

一切看上去都很平静。

但就是在那段时间的夜晚，我在办公室听到了楼道传来的哭声。这时听到走廊上加床的病人聊天：“又开始了，一到这个点就哭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！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去说说这个人，要哭就走远点。”

而旁边的病人劝说，说这女孩还没生孩子，有多年轻，多可惜。

我越听越觉得像小余，感觉来到楼道，轻轻把掩着的防火门拉开一条缝，看到了小余的背影。初秋的夜晚楼道里浸着寒意，而宽大的病号服显得她的背影更加单薄。

我伸手捏了捏白大褂里的纸巾，终究没有上前安慰，掩上门离开了。

毕竟小余还太年轻，没有丈夫陪伴，没有父母安慰，白天她在家人身边假装平静，晚上没人了，才敢去发泄心中的情绪。

那夜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在寂静的病房显得格外刺耳与扎心，没有呵斥也没有安慰，这些压力终究只能她自己一个人扛。

手术当天，小余躺在病床上，看上去一脸平静。我走过去，她还抬手打了个招呼，只是一旁的监护仪，因为她心率偏快一直在发出警报声。

知道她紧张，我开起玩笑：“一会儿麻醉医生一上来就把你干翻了，等你再醒来，就发现手术都做完了。”

她只是笑了笑，低声问道：“你说我做完手术，还能活很久吗？”

我赶紧安慰她，这种肿瘤预后会比较好，她的人生才刚开始，别担心。

我们保留了她的一侧卵巢，这样她以后就可以不用药物替代卵巢功能了，没准儿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拥有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。

手术顺利，结果让大家都异常开心。

术后第一天早上查房，我终于见到了小余的老公，那是一个个子不高，微胖，戴着眼镜显得很斯文的男人。看到我们，便起身热情打招呼。

小余脸上略有些苍白，不过依旧难掩笑意。我站到床边打开她伤口的敷料，当看到那条从耻骨一直延续到肚脐的25cm伤口时，小余老公不自然地转身背了过去，而姨妈则偷偷抹了一下眼睛。

小余费力的抬起头看了一眼，夸我们把伤口缝得这么好看，“到时候长好了没有疤，说不定我还可以穿比基尼呢。”

我告诉她，这可是主任40年的手艺精华，保证半年之后就看不出来疤。

也许是老公的陪伴让她心情愉悦，术后小余恢复很快，没两天她又和大家说说笑笑，只是病房偶尔会传来她和老公的低声争执，大家以为只是小俩口年轻气盛拌拌嘴，也没在意。

术后的检查结果显示，小余的肿瘤期别还早，甚至都不需要再放化疗，只定期随访就行。

临出院时，我半调侃的说道：医生跟病人告别从不说再见，希望我们这次是永别，这辈子我再也不想在这里见到你了！

3个月后，我在主任的门诊却又见到了她。

这次是姨妈陪着小余来复查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。只是小余看起来状态特别差，整个人瘦了一大截，眼神灰暗，无精打采。

主任也甚是奇怪，便找机会单独问了姨妈。我们这才知道，小余老公是独子，因为不能接受一辈子没有孩子的现实，在妻子出院后，便提出了离婚，相恋多年的两个人，终究没能走到最后。

而小余的父母，自手术后便再没出现过，甚至要求女儿返还他们住院费用，还一度在家里大打出手。迫于无奈，小余只能一直与姨妈住在一起。说到这里，小余的姨妈又抹起了眼泪。

主任听完叹息一声：“我们终究是医得了病，医不了心啊。”

“在命面前生孩子算个什么！为了生孩子就不要命了吗？”主任拍着桌子大声说道。

这位中年妇女沉默了一分钟，只留下一句我要和我儿子商量，便丢下我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谈话间。

我愣愣地看着她的背影，这不是个善茬啊！

那是接诊小余一年以后，我刚刚从产科轮转回妇科，再度碰上了另一个百万分之一的病人。

确诊内膜癌的女孩小米只有二十多岁，比小余还要年轻，也没有生育过，从同事手里交接时，我没忍住爆了句粗口，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庙里拜拜转个运，怎么如此罕见的两个病人都让我碰上了。

同事继续给我暴击，小米是在家乡当地医院的，肿瘤期别晚，治疗意愿低，家庭困难还有纠纷，“特别难沟通，油盐不进，反正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等第二天见到小米，我才彻底相信同事的话。

那是一张明明和我年纪相仿，却带着中年人沧桑的脸庞，凌乱的头发散下来，一双空洞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墙面，动也不动的躺在堆满杂物的病床上。

而一旁的行军床上，坐着一个衣着随意的年轻男人，低头忙着在手机上斗地主，一边出牌还一边爆粗口，我们进来头都没抬一下。

“这位家属，我们过来查房了，你把手机收一下啊。”主任强忍心中的怒火继续说：“之前跟你们说的手术到底还做不做，她这个病不能再耽误了。”

男人终于抬眼轻飘飘说了句还没和家里人商量好，再等等，便又继续低下了头。

主任翻了个大白眼，气冲冲离开了病房。

旁边的同事小声跟我嘀咕：“这都几天了，还没商量好，我看就是不想花钱治了。”

同样是恶性肿瘤，但比起小余，小米已经有了远处转移的病灶，在内膜癌中已经属于比较晚的分期，只有尽快手术，联合规律的放化疗才能为她争取到更长的生存期。

可是陪床的老公漠不关心，治疗无法推进，我们医生只好对他进行夺命连环催，终于在第三天下午，等来了那个能做决定的人——小米的婆婆。

本以为她会是那个能改变现状的人，可没想到另一个噩梦又开始了。

“谁是小米的主治大夫，怎么开口就要我们家做手术，还要放化疗啊！”一位中年妇女操着浓重方言的普通话，还没踏进办公室就嚷嚷了起来。

她看上去有点矮胖，酒红色的头发盘着简单发髻，上身一件红绿花的短款呢子大衣，下身一条黑色紧身踩脚裤，低帮皮靴上还粘着点点尘土。

想必这就是小米的婆婆了。

听我介绍完自己，她轻蔑地瞥了我一眼，这么年轻会看病吗，该不会是个实习的糊弄我，你们主任呢，我只跟主任谈！

“吵什么吵啊，谁要找我！”小米婆婆一转身，看见身高，身材壮硕的女主任气汹汹地看着她，立马矮了半截。

小米婆婆凑上前小心翼翼问起来：儿子说媳妇儿得了个什么子宫癌，是不是你们诊断错了，她这么年轻，结婚才不到一年，孩子都没生，怎么能得这个病啊，会不会是她出嫁之前就生活不检点？

主任的脸色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，我赶紧把她们拉进谈话间，一关门，主任立刻扯开嗓门解释，小米病情已经很重了，重新取了活检，确定是一个高级别的浆液性癌，当务之急是要早点做手术，再辅助放化疗，不然拖下去，是要她的命。

小米婆婆听到要切子宫、卵巢以及相关的淋巴结，愣了几秒，第一反应是问儿媳妇做完手术是不是就不能生孩子了？然后丢下我们去找儿子商量了。

果然没过多久，护士姐姐急匆匆冲进办公室，哭笑不得地喊我去看看30床，说那边正在上演家庭伦理剧呢。

我一脸懵逼地赶过去，病房已经被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病人和家属围的里三层外三层。

我费力扒拉开人群挤进去，就看见小米婆婆坐在地上，正拍着大腿干嚎：你得了这个病是要我们家断子绝孙啊？才结婚不到一年，孩子没得一个，现在就得了癌症要切子宫，我们家花了这么多彩礼娶你进门，最后要让我们家绝后啊！鬼知道你在娘家是不是就得了这个病，故意嫁到我们家来骗钱的，离婚！现在就离，你不能拖累我儿子！

她一边说一边拿手抹着眼睛，看不出是真哭还是假做样子。旁边的病人和家属也是指指点点、窃窃私语。

而小米的老公只是站在墙边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场闹剧，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。

再看小米，坐在病床上默默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许久未打理的长发遮住了她的脸庞，看不清表情。只是那双紧握床单在不住颤抖的手，关节处已经泛白。

我气得大脑空白，正准备不管不顾咆哮这个恶婆婆时，护士长带了两位保安小哥赶来了。

听到再闹要把她们赶出去，小米婆婆从地上窜了起来，拍拍屁股，悻悻对儿媳妇说道：明天就去离婚，我们家不伺候了！说完就拉着儿子快步离开了病房。

而小米依旧低着头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就那么呆呆坐着。

我对她真是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住院这几天，小米自己做不了决定，但她本人对治疗的态度也很抵触。护士让她化疗、放疗都不愿意做，哪怕是协助检查也很抗拒，每次我们都得劝半天。

不知是昨天的闹剧太过轰动，还是因为婆婆老公就此消失，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见到了小米的父亲。

他五十出头的年纪却带着七十岁的沧桑，泛白的蓝色衬衫领口隐约透着黑色的印渍，宽大的黑色西裤腿边还粘着泥点。

看见我们来查房，父亲只是尴尬地搓着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，我甚至都能听见那如同砂纸打磨般的声音。他点头哈腰地和我们打招呼，不断道着大夫费心了。

小米似乎在父亲面前更加小心翼翼，一直将自己埋在被子里，连头都不伸出来。看着女儿这样，父亲也只是嘿嘿笑了笑，连忙给我们赔不是。

大家早已习惯了小米这样的反应，只是不知道这一次父亲的到来，能否替她做出关乎生死的选择。

我正在办公室整理病历，一抬头，便看见小米的父亲一副想进又不敢进的样子。

我招呼他去了谈话间，准备认认真真跟他聊聊。

他慢慢坐下，支支吾吾，想着怎么开口：“大夫，我姑娘这个病能治好不，得花多少钱？”

小米家里挺困难，从小留守，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，和老公也是相亲结的婚。她排行老大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要结婚，一个妹妹在上学，家里处处需要用钱，做手术只能去找亲戚凑一凑。

了解完这些，我一点点和小米父亲解释，他女儿得的病，说白了就是癌症，是治不好的，只能早点做完手术再放化疗，效果好可能还能活好多年，但如果效果差，可能很快就恶化，人财两空。

小米和小余还不一样，发现时已经到了中晚期，治疗效果可能也不像早期病人那样理想。

至于小米父亲关心的费用，我告诉他大概需要二十万，但有医保可以报销一大部分，这样压力也会小很多。

“她没买农合，当时为了节约那几百块钱，想着她年轻能有什么病，就没买医保，谁知道就摊上这么个大病了。”这个汉子带着哭腔絮叨着，左手摸了摸泛红的眼角，右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包揉得皱巴巴的香烟，猛吸了一口。

本来这里是不让吸烟的，但我没阻拦他，我记不清是怎么结束了这次谈话，只记得那个本不怎么高大的背影，在走出去的时候更加佝偻了。

下午，小米父亲来找我们，说现在手头不宽裕，医院去治。

我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，但也没法阻拦。

原本，我们还商量过，帮小米去众筹一下。这种事情我们以前也做了不少，但都是对那些有强烈治疗欲望，家里又确实困难的。

大家看小米这么年轻，就这样放弃太可惜，但她本人很抗拒治疗，我们也就没有再提及。

办手续时，我默默在出院小结上写下一条条出院嘱托。旁边结账的护士长也一口接一口地叹气，然后偷偷把能不计的费用都给他们划掉了。

这场悲剧，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用自己的办法写着结尾。

临走时，父女俩来感谢我们这段时间的照顾，此时小米换上了自己的衣服，重新梳洗的姑娘脸上似是有了笑意，腼腆地和我们告别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

我猜想，小米之所以如此抗拒治疗，拒绝接受现实，可能是心理上的应激反应。

恶性肿瘤对患者来说，是一系列的应激性事件，他们要经历生命的再生和维持，应对治疗，处理情感打击，去适应长久的丧失和改变。

而小米被突然宣告生命进入末期，而接受治疗意味着从此丧失生育能力，在她的自我认知体系里，活着的价值或许也受到了怀疑。

医院时小米那么决绝，甚至带有一丝轻松，可能她觉得脱离了这个应激环境，就没有人再去强调她的疾病以及家庭的不幸。

我不知道小米是否真的明白她这次转身的意义，只是脑海中一直回荡着她父亲的声音：穷人家的孩子得不起这个病，这都是命！

我很想在心底大声反驳，可是现实一遍遍告诉我们，穷病、穷命、穷心，这些都是医生治不好的。

再一次得知小余的消息，已经是术后一年，她的姨妈带着一沓英文报告单来找主任复查。万幸，小余恢复的很好。

那次出院受到打击后，小余在姨妈家休养了半年，完全康复后就和老公离了婚。

后来她回到美国，找了一份满意的工作，还开始了一段新的爱情。对方是个美国人，对于小余的过往表示理解，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打算婚后领养孩子。

而小米离开后就失访了，我们也就再没听过她的消息。

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对于生育最有执念的一个国家了，千百年来，在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，生育对女性产生了种种束缚，不光是身体上，更有精神上的。

这几年，医院遇到了越来越多年轻的妇科肿瘤患者，因为生育的问题，她们被丈夫、父母甚至自己放弃了治疗，每当看到她们，我总会想起小余、小米以及后面千千万万个她们。

我并不想抨击渣男或者讨伐社会对于女性生育的歧视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与幸福的权利。

只是有时候，我还是会见到就像小余和小米一样的女孩，明明遭遇恶疾，耳边又充满了流言蜚语。我作为医生，有时无权评论，有时无力以对。

但我真的好想跟这些女孩说，无论选不选择生育，都是女孩作为一个人的权利。无论能不能生育，都不能成为衡量你们人生价值的标准之一。

先后治疗过小余和小米，陈送宝觉得她们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，只是小余因为有家人陪伴，才慢慢接受现实。但小米的家庭给她泼了太多冷水，无论是从情感还是经济上，最后连她自己也选择了放弃。

除了疾病本身，病人的心理反应常常被忽视，很多人在确诊肿瘤后，其实都会出现一系列应激心理反应，大致分为四期：

1.休克-恐惧期，出现心慌、眩晕，甚至木僵状态；

2.否认-怀疑期，不愿接受现实，怀疑医生诊断；

3.愤怒-沮丧期，易怒，感到绝望，甚至产生轻生念头；

4.接受-适应期，最终接受，但大多数人会陷入抑郁和痛苦中。

而陈送宝之所以写下这篇故事，就是想告诉那些像小余、小米一样的年轻女孩和家人，肿瘤并不意味着难逃一死，其实是可以通过管理达到长期生存的，关键是要处理好情绪问题，这样才能减轻痛苦，积极面对。

毕竟，疾病面前，并不是只有她一个人在孤独抗争。

（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）

编辑：大乌苏

插图：娃娃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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